北宋盛衰兩張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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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盛衰兩張圖
時間:2013-01-05 來源: 百貿網轉自互聯網,如對貴司有侵權行為,請聯系百貿網刪除

 中國歷代帝王都有盛世夢,而且善于打造盛世。如果要想列舉一個盛世的代表作,非《清明上河圖》莫屬。《清明上河圖》以對北宋首都汴梁的精細描繪著稱,象征著盛世。彼時的汴梁真的是一個盛世嗎?這個盛世背后隱藏著什么秘密?

  加拿大學者曹星原寫過一本《同舟共濟》,專門研究清明上河圖與北宋歷史的關系。書中特別提到清明上河圖的出現與此前另一幅畫有關。這幅畫現在不為公眾所知,叫做《流民圖》。蔣兆和先生在1940年代繪制過一幅同名的畫,如果追溯原型,就是在北宋王安石變法時期出現的《流民圖》。

  講到王安石變法,常見的敘述是把時人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,支持變法的是改革派,反對變法的是保守派。保守派被視為小人,是負面的;改革派被視為君子,是正面的。《流民圖》是一個叫鄭俠的畫家向皇帝神宗呈送的,描繪了當時流民扶老攜幼非常困苦的情景。這幅畫最初無法送進宮中,鄭俠只能謊稱是加急密件,輾轉呈給皇帝。

  當時大旱,鄭俠認為這不僅僅是天災,而是王安石導致的人禍。這種說法源自中國傳統的天譴論,也就是說,如果天發生異變,是由于人事不當所致。鄭俠稱,如果罷免王安石,天會降雨。這不是說王安石本身可以導致天氣變化,而是指天災與人事有互相呼應的關系。

  皇帝看了《流民圖》,非常震動,發現自己支持的改革導致這個結果,于是把王安石罷免。這一段歷史,《宋史》有記載。王安石變法,常被認為因保守派的反對,導致改革事業功敗垂成。如果看到王安石變法的前后過程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,會發現《流民圖》是比較準確的描述。

  這里要講一下北宋的兩個變法,范仲淹變法和王安石變法,前后相隔時間不是很久。范仲淹變法以失敗而告終,王安石變法也是以失敗而告終,但兩者的區別在于,范仲淹先要整頓吏治,通過整頓吏治從而藏富于民,民富之后國強,以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。北宋積貧積弱。為什么積弱?和積貧有關,因為民窮所以國弱。范仲淹認為先要整頓吏治,盡可能的藏富于民,不要竭澤而漁,民富之后國家可以增加財政來源,富國之后才能強兵。但整頓吏治遇到體制內既得利益者的阻礙,范仲淹變法很快失敗。

  等到王安石變法,整頓吏治的層面被弱化,他的變法側重于經濟,與范仲淹有根本區別。范仲淹重在節流,減少政府開支,以便減輕民眾的負擔,王安石變法是開源,更多的向民眾征收。但是,直接聲稱開源會遭到民眾反彈,于是他采取經濟國有的方式,政府主導經濟,以“為民眾好”的名義進行改革。這些方針延續了漢武時代的政策,一方面政府打擊民間商業,謂之“殺富”;另一方面政府以“濟貧”的名義開設官辦商業。

  王安石變法遭到很多批評,但并不是簡單地來自既得利益者。有些士人支持范仲淹變法,卻反對王安石變法。反對變法的司馬光、蘇軾兄弟,不是反對改革,而是意識到這種改革是對民眾的更多的剝奪。他們寫過很多文章,指出王安石變法之后民眾并沒有減輕負擔。

  政府打擊豪強,不等于民眾可以享得其利,或者說民眾享有的是極為有限的蠅頭小利,多數為政府所獲,而且市場的規則被破壞之后,最終民眾的蠅頭小利也無法保證。殺富濟貧的前提是政府對市場的介入,政府一旦深度介入市場,往往與民奪利,殺富卻不濟貧。

  神宗很受《流民圖》觸動,但這不意味著《流民圖》的作者鄭俠會因此受到尊重。后來鄭俠被貶,理由是不符合程序遞交畫作。神宗希望校正王安石變法的錯誤,又不愿承認這個錯誤,不希望這種錯誤為公眾所知。在這個時候,《清明上河圖》非常適當的出現了,描繪了汴梁的盛景,為這個流民的時代描繪出盛世的光芒。

  曹星原還在《同舟共濟》里講到一個細節,清明上河圖呈現了“酒街網絡”,但是她仔細觀察了這幅圖,發現酒街“嚴格地保持著聚飲不超過三人的規俗”。這個細節值得回味,因為在漢代的時候也有明確規定,三人以上無故群飲,要罰款,只有皇帝下令才可以會聚飲食。當時的借口往往是說飲酒會浪費糧食,為了節省糧食限制群飲。

  在古希臘,柏拉圖和色諾芬都寫過題為《會飲》的作品,在會飲中討論問題,產生思想。但是再回頭看《清明上河圖》里聚飲不超過三人的情景,就會發現在這個盛世會飲或許是不可能的。

  另一位學者黃仁宇注意到圖里沒有信用機關、保險業經紀及律師事務所。《清明上河圖》畫了汴梁很多風物,同時泄露了一個秘密,這個城市缺乏現代商業的基本要素,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統(圖里有收稅機構)。黃仁宇還注意到,拉大車的大都是黃牛,馬匹很少。

  他表示,這與當時宋代的環境有關,《遼史》里有記載,遼宋互市的時候,馬與羊是不許出境的,馬匹是重要的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”。錢穆也提到,只有高寒之地才產良馬,當時宋的位置不產良馬,西北和東北產馬的地方,都不在宋的疆土之內。《水滸傳》里有一個段景住,赤發黃須,人稱“金毛犬”,可能有北地血統,他精通契丹語、西夏語、蒙古語,經常去北地給梁山買馬,這也反映了北宋良馬稀少的情形。

  更重要的是,黃仁宇通過研究發現汴梁缺乏金融和法治系統。這已經預示著,即使當時的北宋是一個盛世——暫且不說《清明上河圖》的盛世是真是假,是對《流民圖》的掩飾。

  分析《清明上河圖》呈現的宋代盛世,就會意識到這是非常脆弱的盛世,不可持續的盛世。從王安石變法到金兵南下,相隔大概五六十年。有學者認為,王安石變法和北宋的消失有著很大關系,變法似乎使國家富裕了,但這是殺雞取卵式的國富,以民間凋蔽為代價。短期之內富國強兵,但是后果在幾十年后陸續展現。金兵把汴梁占領之后,北宋無法恢復舊都,只能南遷,民間的力量非常脆弱,無力給政府提供支持。盛世雖然有著光芒,但是非常脆弱,越是繁華,越是脆弱。

  如果回顧中國歷史,會發現幾乎那些耳熟能詳的盛世,都是同樣的情形。秦代不用多說,六王畢、四海一,卻不斷打造長城、阿房宮這種工程,試圖建造一個軍事帝國,迅速二世而亡。漢武幾乎被視為盛世的頂峰,但是他的政策導致的結果依然是國強民弱,中產以上之家幾乎破產。漢武自己都覺得內心有愧,下了輪臺詔,有自我譴責的意思。但是他沒有想到,自己的時代被后人視為追慕懷想的盛世。

  唐代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,陡然中落,如同過山車。明代末期,江南富庶繁華至極,但士人只有聲色犬馬的權利,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。明代的臥碑有明確規定,惟生員不得言事。到清代,更加延續了這個情況。當時馬戛爾尼訪華,希望與天朝建立通商關系,但是天朝認為自己是上國,英國是蠻夷之邦,拒絕了通商要求。從康熙的反復禁海到乾隆拒絕馬戛爾尼的通商請求,康乾盛世隱藏著中國近代悲劇的種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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